以至于当我们说到法律、法制/法治、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等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完全是国家正式制定的律法，党的政策、党内规章、民间习惯法、社会道德规范等非但不属于法律或法治关注的范畴，而且恰恰是法律或法治所要克服的对象。
虽然历经法治的长足发展，但公权力滥用的情形屡禁不绝，腐败久治不愈。第二，建设法治社会是破解法治瓶颈的有效路径。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关系十分密切。（二）社会维度：建设法治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诉求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经历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一体建设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事实上构成法治中国的基本内容法院作为司法权主体的行政化，自然而然产生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法官被作为公务员而不断被型塑。参见《碧翰烽：一位法院院长对司法改革后的四大担忧。
而对法官来说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法官按照院长的指示去判案的话，这种行为就构成失职。再次，司法的功能遭到扭曲。该法最终将维生素和矿物质排除在药品之外[30](P287)。
小结 尽管一提起法律家长主义很多人就可能将其与封建家长制、与横暴专制联系起来，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论思潮和法律制度的确存在。最高法院在指出了第九巡回法庭的判决中的三个逻辑错误之后认为，国会使用类似于直接威胁的条款的决定在复原法里已经包含、而这时国会也知道平等雇佣委员会已经将该文本解释为包括对自己的威胁，这使得那些认为国会将明确地在ADA条款里排除对自己的威胁的观点被排除[10]。关于它有三个著名的例子。针对第一个条件：管理人必须主观上具有限制当事人自由的意图。
在20世纪的初叶，在自由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在对社会主义恐惧的年代，哪怕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对妇女健康和医疗提供帮助的法律，也因为其对社会权的提升而被斥之是社会主义的，要被禁止[14](P164)，更有人将其斥之为虚伪[15](P374)。此外家长主义在健康领域还体现在对保健品的规制尤其是对保健品的行政许可方面，保健品法在FDA与保健品生产和销售商之间的斗争达到了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这种家长主义在1900年达到高峰，最高法院支持田纳西州完全禁止生产和销售烟草，其理由是这些产品有害于健康[11]。第一，1974年制订的传统的个人退休帐户的法律中规定，该帐户中的钱款如果提前支取用于为家庭成员买房产或接受更要层次的教育，那10%的罚款可以不收。旧时的浪漫家长主义两个特点：第一，浪漫家长主义只与妇女作为一个种族和性别的群体出现。私人退休计划的存在本身就是家长主义式的，法律强制雇员储蓄而不是消费。
后来最高法院一致否决了下级法院在Rutherford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16]，接受了FDA的观点，因为在药品没有被证明有临床效果的前提下，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超过服用这种药内在的风险[17]。出于对母亲健康生育能力的公共利益的考虑，雇主能够排除妇女从事某些特定的工作，能够排除其从事待遇丰厚的夜班工作、加班[15]、重劳动[16]以及在生育完[17]之后的劳动。而便于消费者做理性选择这一标准，根据Pope的定义，显然是家长主义式的。他还认为，由于诸多人类选择的不可靠性，我们不应该假定（偏好-选择-评估命题提供的）自由选择的工具主义观点在各种选择背景下都具有说服力。
Pope在总结了各种硬家长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硬家长主义的四个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一，管理人必须主观上具有限制当事人自由的意图。而法院依然表现了对浪漫家长主义的尊重，承认雇主可以有不同的雇佣条件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以性别为基础的[18]。
针对法律家长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着重于效率（efficiency）和偏好(preference)。积极自由与个人恰好能选择的选项目进行选择的质量有关。
因此，软家长主义不是阻碍自治，而是在实际上保护和提升自治[12]。一般来说，一个人会通过自己决定来更好地达到自己的利益，他人不得干预，因为自治是比个人福利更重要的事情。Thaddeus Mason Pope还提出关于软家长主义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第一，在确认软家长主义条件的时候，要强调（干预人的）动机。此外，诸如禁止卖身为奴[9]、在婚约中规定不得提出离婚的条款、房屋租赁合同中房屋最低可居住性条款的不可放弃[9](P763)、禁止放弃某些消费合同中冷静期 [27](P618)等等，无不体现了合同法中的法律家长主义。该规定同原来的个人退休帐户一样，也规定了10%的提前使用罚款。否则，管理人的限制就是软家长主义式的。
在4件维持的案件中，没有一件禁令所涉及的主要是信息性的广告。尽管拉兹强调他拒绝（像亚里士多德所建议的那样）认为立法者必须支持一些单独的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标准，但他认为立法者和官员在立法和为社会和个人设立框架的时候可能考虑到什么是生命中好的和有价值的，什么是低级的和邪恶的。
EEOC的规则以家长主义的态度扩张了的ADA对直接威胁的定义，认为包括了对自己施加的危险[11]。但是，重症病人努力奋争以获得使用它的权利，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药至少给了他们希望。
社会保障系统是最大，最有力的家长主义计划，对雇主和雇工都是如此。浪漫家长主义的基础被认为是家长主义和父权制[14]。
这种限制自由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诅咒因为他将关于什么是好的概念强加给人们，而人们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具吸引力的[20](p1063,1123)。但是，这个家长主义是存在于美国残疾人立法中80年之久的家长主义哲学的逻辑结果。国会对与代理支付的基本目标没有明确表述，但是赋予社会保障委员会广泛的执行的广泛的权力。尽管制定法授权给该委员会的主任不管受益人有无法律能力而制定直接支付或代理支付，主任还是发布了规章，要求为绝大多数儿童和州法院认定的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向代理收款人交纳。
即便限制了消极自由，也要看对整体的自由的影响，看看对积极自由的提高有多少。否则，管理人就是为当事人提供便利的人而非限制其自由者。
该条款还规定了抗辩的程度，将其深化，规定还包括对残疾人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有重大威胁。１８９０年的《独立养老金法》规定，对于依靠养老金为生的人，任何代理人、律师等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不得要求其超过１０美元的报酬。
3，该申请人被认为经受了这样的损害。该法第十条规定，为了保护面包工人，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天，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
信息的缺乏、不成熟或不自愿都能阻碍愿望的实现[15]。该书又特别指出，Parentalism是家长主义在性别上的中性的表达方式[3]。.但ADA也在引起大量的争议，这在2002年体现得更为明显。就象Joel Feinberg所说的那样，硬家长主义看起来意味着，国家比个人自身还清楚其利益 [4](P23)。
但是本文所要梳理的法律家长主义并非人们所厌恶的家长制，而是一个在法学学术论文中、司法判决书中的论证中、立法部门的报告中被广泛应用[1]的概念。（2）纯粹的家长主义和非纯粹的家长主义[8](P659)。
二、关于法律家长主义的理论争议 自从遭到密尔那篇享有盛誉的文章《论自由》的批判之后，法律家长主义已不为民主主义理论家及其实践者所关注。1970年代的围绕着苦杏仁苷（Laetrile）的争议是硬家长主义在公共健康规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28](P1695)。
它没有资格享受所有方面的税务优惠，也就无需联邦税务局（IRS）的核准，故不受IRS的制约[2]。每年代理收款人计划支付超过20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利益给超过400万美国人的代理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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